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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——以曹洞宗为中心

2014-04-11  [禅宗五家]

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——以曹洞宗为中心

  释慧严

  中华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

  中华佛学学报第十期

  页279~310

 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

  1997.7月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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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

  曹洞宗在台布教事业,是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佛教史的一环,在此论文中笔者主要根据曹洞宗自明治30年起所发行的《宗报》,29年发行的《台湾教报》及《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》等的史料,来探讨自明治28年至昭和10年的四十年间,日本曹洞宗在台湾所从事的宗教活动。

  四十年不算短的岁月中,从成为日本殖民地,在各地蜂起的武装抗日的社会动乱起,到被当局镇压安抚之后,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的演变中,曹洞宗在台布教的方针也在不断地作调整。这从明治29年的「台湾岛布教规程」,到昭和4年修订的「台湾岛布教法」即可窥知。而其布教事业,当然是自佐佐木珍龙于明治28年8月3日完成的「台湾宗教调查报告」开始,而根据其布教法规及在《宗报》上刊载的布教日志及会议记录,可以知道曹洞宗由初期吸收利用现成的台湾佛教资源,到自己开拓资源,觅地建寺,确立了以台北别院为统辖单位的统属关系所从事的弘法事业。其中,因注重兴学布教的原理,所以有从早期在各地创办国语学校,到大正6年成立的台湾佛教中学林。由于重视兴学方可布教,所以造就了不少人材。拙文就是循着上述的方向,探讨曹洞宗在台的布教事业。

  关键词︰1.从军布教师 2.佐佐木珍龙 3.台湾宗教调查第一回 4.台湾岛布教法 5.本末关系寺院。

  页280

  一、前言

  西来庵事件是日本治台时期,台湾人对日本人所作的最后且最大的武力抗争,1 它发生于大正4年(1915年)。虽称之为西来庵事件,但实际上它是这个革命事件的前半部而已。后半部发生的地方,是在礁吧哖的缘故,也被称之为礁吧哖事件。又因为主角是余清芳,所以也称之为余清芳事件。西来庵位在台南巿,事件后此庵已被夷为平地,战后原址,已为基督教的教堂。现位于台南巿正兴街的西来庵,是战后新建的。2 它原本是斋教的道场,但自称为大明慈悲国大元帅的余清芳和罗俊等,诉之于宗教的手段,以达革命的目的。因此他们以西来庵的再建,或法会为名目,暗地里进行军费及党员的募集,并令党员们喝下在神前烧的神符的灰水,而向神发誓之后,再授与护身符,也就是所谓的藉神降鸾,以诱惑大众的方式。不过此事件的计划,由于事前泄露风声的缘故,不致酿成重大事变。虽然一些相关人物被检举遭收押,但主角余清芳脱逃至礁吧哖投靠江定,终于诱发山村农民大规模的叛乱,这就是所谓的礁吧哖事件。

  此事件爆发的背景,是因自明治44年(1911 )至大正3年(1914)的数年间,经常有所谓六十年台风侵袭台湾,对甘蔗的生产带来很大的灾害;大正4年(1915),又发生了虫害,米价的暴涨,使得礁吧哖一带的蔗农更加穷困了。由于礁吧哖即今台南县玉井,不适合种稻,故政府鼓励种甘蔗,其甘蔗由台南制糖工厂收购。关于收购的价格,在礁吧哖以外的地方,可以用耕作稻米为要求,故甘蔗价格可随米价而调整,这对不能拥有相同比照的礁吧哖地区的人来说,无非是制糖公司对他们的一种榨取。还有1910年至1914年的林野调查,当时民有地有九十七万三千七百三十六甲,但能得到所有权的,只有五万六千九百六十一甲,占民有地的6% ,其余94%全被没收为官有地。此外税收的繁重,奴化教育都使得住于该地的人,产生极大的不满。生活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之下的人们是容易被激发,挺身而出参与叛乱的。何况余清芳逃到礁吧哖所依靠的江定,是位很得当地百姓信赖的人物。

  关于江定的为人,依警察当局的记录云︰「江定为人豪阔而属匪类中有知识者。他在领台后即被推为区长,后因林杞埔事件(1912 )逃入山中,参加抗日游击队,带着妻子和部下潜伏礁吧哖山中数年,村人不但没报警,还补给粮食。在礁 吧哖一带的(下文中有日文部份,需有细明体才可阅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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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池田敏雄氏〈柳田国男?台湾----西来庵事件?????----〉(《国分直一博士古稀记念论集、日本民族文化???周边、历史民族篇》页465),论集编纂委员会编,新日本教育图书株式会社,昭和55年10月1日。2 同上书,页476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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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住民来说,江定是位抗日英雄。」时余清芳以其为副将,兴起以武力袭击官厅的举动。此叛乱长达一个多月,在最后的决战即大正4年8月3日礁吧哖支厅南庄派出所的包围战中,猬集千五百人左右的住民直接参与战斗。时参加叛乱的村落,是现在的南化、玉井、甲仙、楠西、左镇、内门、新化,但为此事件的中心地,而且造成很多人牺牲的是南化庄(南化、中坑、菁埔寮、竹头崎、北寮、西阿里关、西大丘园)。依1975年乡公所的调查,当时的牺牲者即被军队、警察杀害的住民、刑死、服狱的,计有六百八十八名(当时人口推定为四千人左右),可以说是相当惨烈的抗日事件,不过事件的实质,可说是为抗议土地被收夺的农民暴动事件。

  事件发生时的总督是安东贞美,时值当局正筹备「始政二十周年纪念」的庆祝事宜,故对事件前甫上任的安东总督而言,如何处理该事件,就成为重要的课题。由于该事件与在家佛教即斋教有密切的关系,故安东总督不待事件结束,就从10月至翌年3月,实施全台湾旧有的宗教调查。3 此次调查系专依台湾之旧惯宗教而行,但此次的调查由于准备欠周详,故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。故宗教调查在大正5年3月之后,还连续作了二次全台的调查公报。首次是在大正5年4月起,以一年为期。

  此次的调查,是委托各地方厅的公学校教员及警察等,但因「调查事项的取舍,记述的粗细等无统一故」;于6年9月开始,进行第二次的调查。此次调查于7年初完成,为改善上次的缺陷,印制了「关于宗教调查的记载范例」,分发给各地方厅,令各厅负责宗教事务的职员,承担此调查的工作。他们再将「调查报告书」及「寺庙台帐」寄回社寺课,其册数之多达有13间,由于明治45年来台,执掌蕃人教化、宗教调查等的事务。大正7年1月任台湾总督府编修官兼翻译官(《南瀛佛教》12之2,页28,昭和9年2月1日)的丸井圭次郎等加以整理,于8年3月历经近四年的岁月,第一卷的《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》,也就是第一回的宗教调查报告问世了。此卷的内容,是依台湾的旧惯及与宗教有关的事物。原本计划,继几个月内完成以神道佛教及基督教为主的第二卷,但遗憾的是终究未能问世。4虽是如此,总督府基于政策上的需要,遂于大正7年6月将地方课内关于社寺事项的单位(自明治34年11月至大正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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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以上参考上引池田氏文。事件的结束,是到了大正5年7月,江定等37名被判死刑时(《台湾大年表》,台湾经世新报社编,绿荫书房,1992年3月5日)。又参考蔡锦堂氏《日本帝国主义下台湾?宗教政策》第二章宗教调查制度整备?,第一节西来庵事件,页49~51,同成社,1994年4月15日。《南瀛佛教》七之三、杂报、第二回宗教调查,昭和4年5月。4 《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》辨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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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年6月),提升为隶属于地方部的社寺课,进而于大正8年6月,改属于内务局社寺课,而首任社寺课课长的是当时负责汇整寺庙台帐,宗教调查报告的丸井圭次郎。丸井氏担任此职,直至大正13年12月因总督府官制改正的缘故,社寺课成为内务局文教课的社寺系为止。辞去社寺课课长的丸井氏,于大正14年1月3日从基隆撘乘「备后丸」返回日本,后就职于大正大学。

  5 丸井氏于昭和9年(1934)1月14日逝世于东京(《南瀛佛教》12之2,页28,昭和9年2月1日),享年65岁。在长达六年半的课长任内,如果要谈丸井氏的贡献,当是他在大正10年结合了台湾佛教界的精英而成立的「南瀛佛教会」,该会的会员只限于本岛人,但它却超越了内地(指日本)、本岛(指台湾)各山派及僧俗(指僧侣及斋友)的组织团体,而且它自成立以来,一直存续到战后,国民党政府迁台,中国佛教会取而代之为止,所以可以视南瀛佛教会的动态,为此一时期台湾佛教活动的标示。但是西来庵事件的发生,正是日本统治台湾将届满二十年,在此二十年中,日本佛教的各宗派,在台湾布教的成果及其影响将是如何?故本文将此南瀛佛教会的成立为分界点,来一探此会成立前后台湾佛教(当然包括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内)的动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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