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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六祖坛经》大义

2015-01-06  [六祖坛经]

六祖坛经》大义

  钱穆

  在后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两大伟人,对中国文化有其极大之影响,一为唐代禅宗六祖慧能,一为南宋儒家朱熹。六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,卒于玄宗先天二年,当西历之七世纪到八世纪之初,距今已有一千两百多年。朱子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,卒于宁宗庆元六年,当西历之十二世纪,到今也已七百八十多年。慧能实际上可说是唐代禅宗的开山祖师,朱子则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。一儒一释开出此下中国学术思想种种门路,亦可谓此下中国学术思想莫不由此两人导源。言其同,则慧能是广东人,朱子生卒皆在福建,可说是福建人,两人皆崛起于南方,此乃中国文化由北向南之大显例。言其异,慧能不识字,而朱子博极群书,又恰成一两极端之对比。

  学术思想有两大趋向互相循环,一曰积,一日消。孟子曰:“所存者神,所过者化。”存是积,化是消。学术思想之前进,往往由积存到消化,再由消化到积存。正犹人之饮食,一积一消,始能营养身躯。同样,思想积久,要经过消化工作,才能使之融会贯通。观察思想史的过程,便是一积一消之循环。六祖能消能化,朱子能积能存。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融合,如乳投水,经慧能大消化之后,接着朱子能大积存,这二者对后世学术思想的贡献,也是相辅相成的。

  自佛教传入中国,到唐代已历四百多年,在此四百多年中,求法翻经,派别纷歧。积存多了,须有如慧能其人者出来完成一番极大的消的工作。他主张不立文字,以心印心,直截了当的当下直指。这一号召令人见性成佛,把过去学佛人对于文字书本那一重担子全部放下。如此的简易方法,使此下全体佛教徒,几乎全向禅宗一门,整个社会几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,和求学路径,把过去吃得太多太腻的全消化了。也可说,从慧能以下,乃能将外来佛教融入于中国文化中而正式成为中国的佛教。也可说,慧能以前,四百多年间的佛教,犯了“实”病,经慧能把它根治了。

  到了宋代,新儒学兴起,诸大儒如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诸人,他们都曾参究佛学,其实他们所参究的,也只以禅宗为主。他们所讲,虽已是一套新儒学,确乎与禅宗不同。但平心而论,他们也似当时的禅宗,同样犯了一个虚病,似乎肚子吃不饱,要待朱子出来大大进补一番。此后陆、王在消的一面,明末顾、王诸大儒,在积的一面。而大体说来,朱子以下的中国学术界,七八百年间,主要是偏在积。

  佛教有三宝,一是佛,一是法,一是僧。佛是说法者,法是佛所说,但没有了僧,则佛也没了,法也没了。佛学起于印度,而后来中断了,正因为他们没有了僧,便亦没有了佛所说之法。在中国则高僧大德,代代有之,绵延不绝,我们一读历代高僧传可得其证,因此佛学终于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之一大支。而慧能之贡献,主要亦在能提高僧众地位,扩大僧众数量,使佛门三宝,真能鼎足并峙,无所轩轾。

 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前的社会,似乎在传统方面,已是荡焉无存,又犯了虚病。即对大家内心爱重的西方文化,亦多是囫囵吞枣,乱学一阵子,似乎又犯了一种杂病,其实质仍还是虚病。试问高唱西化的人,哪几人肯埋首翻译,把西方学术思想,像慧能以前那些高僧们般的努力,既无积,自也不能消。如一人长久营养不良,虚病愈来愈重。此时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,便该学朱子,把旧有的好好地积存。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该学慧能,把西方的能消化融解进中国来。最少亦要能积能存。把西方的移地积存到中国社会来,自能有人出来做消化工作。到底则还需要有如慧能其人,他能在中国文化中消化佛学,自有慧能而佛学始在中国社会普遍流传而发出异样的光彩。

  讲佛学,应分义解、修行两大部门。其实其他学术思想,都该并重此两部门。如特别着重在义解方面而不重修行,便像近世中国高呼西化,新文化运动气焰方盛之时,一面说要全部西化,一面却又要打倒宗教,不知宗教亦是西方文化中一大支。在此潮流下,又有人说佛教乃哲学,非宗教,此是仅重义解、思辨,却蔑视了信奉修行。两者不调和,又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一大病痛。

  稍进一层讲,佛教来中国,中国的高僧们早已不断在修行、义解两面用力,又无意中不断把中国传统文化渗进佛教,而使佛法中国化。我且举一慧能以前的竺道生为例。竺道生是东晋南宋间人,他是第一个提倡顿悟的。所谓“顿悟”我可简单把八个字来说,即是:“义由心起,法由心生。”一切义解,不在外面文字上求,都该由心中起。要把我心和佛所说法迎合汇一,如是则法即是心,心即是法,但须悟后乃有此境界,亦可谓得此境界乃始谓之悟,悟到了此境界,则佛即是我,我即是佛。信法人亦成了说法人。如竺道生说一阐提亦得成佛,明明违逆了当时已译出之《小品泥洹经》之所云。但竺道生却说,若我错了,死后应入拔舌地狱;若我说不错,则死后仍将坐狮子座宣扬正义。此后慧能一派的禅宗,正是承此“义由心起,法由心生”之八字而来。

  此前佛门僧众,只知着重文字,宣讲经典,老在心外兜圈子,忽略了自己根本的一颗心。直到不识一字的慧能出现,才将竺道生此一说法付之实现,固然竺道生是一博学僧人,和慧能不同,两人所悟亦有不同,然正因为竺道生之博学,使人认为其所悟乃由一切经典文字言说中悟,惟其慧能不识一字,乃能使人懂得其悟乃不自一切经典文字言说中悟,而实由心悟,而禅宗之顿悟法乃得正式形成。

  今天我将偏重于慧能之“修”,不像一般人只来谈他之悟。若少注意到他的修,无真修,又岂能有真悟?此义重要,大家应注意。慧能是广东人,在他时代,佛法已在中国渐渐地普及民间,佛法从两条路来中国:一从西域到长安,一从海道到广州。当慧能出世,在广州听闻佛法已早有此机缘。

  据《六祖坛经》记载,慧能是个早岁丧父的孤儿,以卖柴为生,他亦是一个孝子,以卖柴供养母亲。一日背柴到城里卖,听人念《金刚经》,心便开悟。此悟正是由心领会,不藉旁门。慧能便问此诵经人,这经从何而来,此人说:是从湖北黄梅县东山禅寺五祖那里得来。但慧能身贫如洗,家有老母,要进一步前去听经是不易之事,有人出钱助他安置了母亲,独自上路前往黄梅。我们可说,他听到其人诵《金刚经》时是初悟,此后花了三十余天光阴从广东到黄梅,试问在此一路上,那时他心境到底如何?他自然是抱着满心希望和最高信心而前去,这种长途跋涉的艰苦情况,无疑是难能可贵的。我们可想知他在此三十余天的路程中,实有他的一番修,此是真实的心修。

  到了黄梅,见到五祖弘忍,弘忍问他:“你何方人,前来欲求何物?”他说:“惟求作佛,不求余事。”这真是好大的口气呀!请问一个不识字人如何敢如此大胆?当知道这正与他三十余天一路前来时的内心修行有大关系,不是临时随口能出此大言。他那时的心境,早和在广东初闻诵《金刚经》时,又进了一大步,此是他进一步之悟。

  当时弘忍再问:“你是岭南人,又是獠猖,若为堪作佛?”他答说:“人虽有南北,佛性本无南北,獠猖身与和尚不同,佛性有何差别。”此一语真是晴天霹雳,前无古人,想见慧能一路上早已自悟到此。在他以前,固是没有人说过,在他之后,虽然人人会说,然如鹦鹉学舌,却不能如慧能般之由心实悟。弘忍一听之下,便知慧能不是泛泛之徒,为使他不招意外,故将明珠暗藏,叫他到后院去做劈柴舂米工作。慧能眼巴巴自广东遥远来黄梅,一心为求作佛,却使他去厨下打杂做粗工,这是所为何来?但他毫不介意,天天在厨下劈柴舂米,此时他心境应与他到黄梅初见五祖心境又大不同,这些工作,好像与他所要求的毫不相干,其实他亦很明白,五祖叫他做此杂工,便正是叫他“修”,也便是做佛正法啊!

  慧能在作坊苦作已历八个月,一天,弘忍为要考验门下众僧徒工夫境界,叫大家写一偈子,自道心得,大家都不敢写,只有首座弟子神秀不得不写,在墙壁上写一首偈说:“身是菩提树,心是明镜台,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。”这首偈却又不敢直陈五祖,但已立时传遍了东山全寺,也传到了慧能耳中,慧能一时耐不住,也想写一偈,但不识字,不能写,只好口念请人代笔写道: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,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?”我们又当知,此“本来无一物”五字,正是他在磨坊中八个月磨米中磨出来的,只此一颗清清净净的心,没有不快乐,没有杂念,没有渣滓,没有尘埃,何处再要拂拭?此正是慧能自道心境,却不是来讲佛法。此时则已是慧能到家之悟了。

  五祖弘忍见了慧能题偈,对于他身后传法之事,便有了决定,他到磨坊问慧能:“米熟了没有?”答称:“早已熟了。”弘忍便以杖击碓三下,背手而去。有这老和尚这一番慈悲心与其一代宗师之机锋隐语,配上慧能智慧大开,心下明白。叫他劈柴就劈柴,教他舂米就舂米,不折不扣,潜心暗修,时机一到,便知老和尚有事要他去,他便于三更时分,由后门进入老和尚禅房,弘忍便把宗门相传衣钵付给与慧能,嘱他赶快离开黄梅以防不测,慧能说:深夜不熟路径,五祖遂亲自把他送到江边,上了渡船,离开了黄梅。我们读《坛经》看他们师弟间八个月来这一番经过,若不能直透两人心下,只在经文上揣摩,我们将会是莫明其妙,一无所得。由上说来,我们固是非常佩服六祖,亦不能不佩服到五祖。但五祖也不是一个博学僧人呀!

  两个月后,六祖到了大庾岭,但在黄梅方面,衣钵南去的消息也走漏了,好多人想夺回衣钵,其中一个脚力健快,赶到大庾岭见到了慧能,所谓:善者不来,来者不善,这位曾经是将军出身的陈慧明追赶六祖的目的,无非是在衣钵上。即时六祖便把衣钵放置石上,陈慧明拿不动衣钵,转而请教六祖,问:“如何是我本来面目?”六祖说:“你既然为法而来,可屏息诸缘,勿生一念。”良久又说:“不思善,不思恶,正与么时,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?”慧明言下大悟。

  这是《坛经》的记载,但以我个人粗浅想法,慧能本不该把五祖传授衣钵轻易交与慧明,可是逼于形势,又属不能坚持,所以置之石上,意谓:我并无意把衣钵给你,你如定要强抢,我也不作抗拒。另一方面的慧明,本意是在夺回衣钵,待一见衣钵置于石上,却心念一转,想此衣钵不好夺取,所以又转向他自己本来面目,这正由要衣钵与不要衣钵这一心念转变上来请问。若说衣钵在石上,慧明拿不动,似乎是故神其辞,失去了当时的实况,但亦同时丧失其中一番甚深义理,这也待我们心悟其意的人来善自体会了。我们当知,见衣不取,正是慧明心中本来面目,而慧能此一番话,则成为第一番之初说教。

  慧能承受衣钵之后,又经历了千辛万苦,他自说那时真是命如悬丝。他是一不识字人,他在东山禅寺,也未正式剃发为僧,他自知不得行化太早,所以他只是避名隐迹于四会猎人队中,先后有十五年之久。每为猎人守网,见到投网的生命,往往会为它们放出一条生路。又因他持戒不吃荤,只好吃些肉边菜。慧能在此漫长岁月中,又增长了不少的潜修工夫。比之磨坊八月,又更不同。

  后来到了广州法性寺,听到两个僧人在那里争论风动抑是幡动,慧能想,我如此埋藏,终不是办法,于是他上前开口说:“不是风动,不是幡动,而是仁者心动。”此语被该寺座主印宗听到,印师也非常人,早已传闻五祖衣钵南来,如今一听慧能出语,便疑他是受五祖衣钵的人。一问之下,慧能也坦白承认了。诸位又当知,此“仁者心动”四字,也并不是凭空说的,既不如后来一般禅师们之浪作机锋,也不如近人所想,如一般哲学家们之轻肆言辩。此乃慧能在此十五年中之一番真修实悟。风动幡动,时时有之,命如悬丝,而其心不动,这纯是一掴一掌血的生派经验凝炼而来。慧能只说自己心情,只是如实说法,不关一切经典文字。自五祖传法,直到见了印宗,在此十五年中,慧能始终还是一个俗人身份,还没有比丘具足戒。自见印宗后,才助他完成了出家人和尚身份。此下才是他正设教度人的开始。

  六祖不识字,在他一生中所说法,只是口讲给人听,今此一部《六祖坛经》之所有文字,乃是他门人之笔录,他门人也把六祖当时的口语,尽量保持真相,所以《六祖坛经》乃是中国第一部白话作品,宋朝两代理学家之语录,也是受了此影响。依照佛门惯例,佛之金口说法始称“经”,菩萨们的祖述则称“论”。只有慧能《坛经》却称“经”,此亦是佛门中一变例,而且是一大大变例,这一层,我们也不该忽略过。若说《坛经》称“经”,不是慧能之意,这又是一种不必要的解说。

  我们必要明白了慧能东山得法此一段前后十六年之经过,才能来谈慧能之《坛经》。《坛经》中要点固多,但在我认为,所当注意的以下两点最重要。

  其一,是佛之自性化。竺道生已说,一切众生都有佛性,此佛性问题不是慧能先提出,慧能讲“心即是佛”,反转来说则成为佛即是心。此与竺道生所说也有些区别。慧能教我们见性成佛,又说言下见性,又说佛向性中作,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能含万法,万法在人性中。能见性的是我此心。故说万法尽在自心,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。他说:但于此心常起正念烦恼尘劳常不能染,即是见性。又说:能识自心见性,皆成佛道。他强调自修心、自修身,自性自度。又说自修自成佛道,此乃慧能之独出前人处,亦是慧能所说中之最伟大最见精神处。

  其二,是佛之世间化。他说“万法皆由人与”,“三藏十二部皆因人置”。“若无世人,一切万法本自不有”。“欲求见佛,但识众生,不识众生,则万劫觅佛难逢”。这样讲得何等直截痛快!

  总而言之,慧能讲佛法,主要只是两句话,即是“人性”与“人事”,他教人明白本性,却不教人摒弃一切事。所以他说:“恩则孝养父母,义则上下相怜,让则尊卑和睦,忍则众恶无喧。”所以他又说,“若欲修行,在家亦得,不由在寺。”又说:“在家能行,如东方人心善,在寺不修,如西方人心恶。”又说:“自性西方。”他说:“东方人造罪念佛,求生西方,西方人造罪念佛,又求生何国?”又说:“心平何用持戒,行直何用修禅。”这些却成为佛门中极革命的意见。慧能讲佛法,既是一本心性,又不摒弃世俗,只求心性尘埃不惹,又何碍在人生俗务上再讲些孝悌仁义齐家治国。因此唐代之有禅宗,从上是佛学之革新,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,而慧能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物。

  现在我再讲一则禅门寓言来作此文之结束。那寓言云:有一百无一失的贼王,年老预备洗手不干了,他儿子请老贼传授做贼技巧。某夜间,老贼带他儿子到一富家行窃,命儿上楼入室,他却在外大叫捉贼,主人惊醒,儿子无法,躲入柜中,急中生智,故自作声,待主人掀开柜门,他便一冲逃走。回家后,埋怨老贼,这时贼王却向他说,你可以单独自去作贼了。这是说法从心生,真修然后有直悟。牢记这两点,却可帮助我们了解慧能以下禅门许多故事和其意义之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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